新冠肺炎自去年年底爆发以来至今10个月，是时候盘点一下我们因它而失去的东西。英文有“count one's blessings”的说法，提醒我们要对拥有的一切心存感激，不可视之为理所当然。然而置身于今日面目全非的世界，需要做的也许是“count one's losings”，计算一下这段日子从我们指间溜走的珍贵东西。沧海桑田，生命的“blessings”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losings”，是这场大流行病的教训。

比方说，握手作为社交仪式基本上已经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令看的人和做的人同感尴尬的所谓“拍肘”（elbow tap）。这不是小事一桩，握手之死，有重大的象征和现实意义。

现在回想，才发现与陌生人握手需要的勇气可真不少。握手是一种肌肤之亲，在追求的过程中，男人能够拖女人的手，代表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和进展。女人愿意让男人拖手，发出的是“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的明确信息。从这个角度看，与根本不认识、完全陌生的人（total stranger）握手，是不可理喻的社交礼仪，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可是，握手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接受，久而久之，甚至成为文明社会开放的象征。

情侣拖手的基础是亲密（intimacy），陌生人握手的基础是好奇（curiosity）。我们埋葬握手这个社交仪式，也同时埋葬了我们对人的好奇。身为男人，我特别怀念与异性握手一刻闪过她们脸上的羞涩；那稍纵即逝的亲密（fleeting intimacy），以及那个社会像是“不设防”的天真年代。

对喜欢在城市漫无目的散步的漫游者（flaneur），新冠肺炎最大的破坏是毁了城市的风景。城市最美的风景，不是它的旅游景点、高楼大厦和历史建筑；也不是它的海岸线和空中轮廓（skyline），而是它的“可人儿”（beautiful people）。城市生活的惊艳，是与美丽的不期而遇。这是城市对城市人的承诺，也是城市人对城市的憧憬。

关于这种大都会独有的浪漫，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描写：“我对纽约的好感油然而生，它在晚上散发旺盛的生命力，走在街上就像冒险般刺激；男人女人和车辆络绎不绝，令人目不暇给。我喜欢沿着第五街散步，只要看到令人心动的女人，就会幻想自己进入她们的生命。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人会有异议。”（I began to like New York, the racy, adventurous feel of it at night, and the satisfaction that the constant flicker of men and women and machines gives to the restless eye. I liked to walk up Fifth Avenue and pick out romantic women from the crowd and imagine that in a few minutes I was going to enter into their lives, and no one would ever know or disapprove.)

如此美丽得令人心痛的想象当然要归功于作者菲茨杰拉德的天才，但若然他举目四望，看见的尽是“口罩男女”，还写得出这样的文字吗？

当然，疫情来袭，我们失去的又岂止是对人的好奇，以及对城市的浪漫想象？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波普（Karl Popper）着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书，传诵一时。新冠肺炎正是开放社会的敌人，彻底颠覆城市人视自由（行动的自由、出国的自由和旅游的自由）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种想法。疫情下航班取消，飞机停驶，我们像受罚的孩子不许出门。很多西方国家无法有效应对疫情，因为它们的人民视封城、保持社交距离和配戴口罩为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

这是对自由的误解。在西方，自由概念的奠基者之一是英国哲学家和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其影响深远的《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他写道：“自由的意思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大前提是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换言之，做蠢事、傻事和错事都是行使自由，但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却不是。”

这其实是常识。如果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任意妄为，那要法律何用?要政府何用? 社会注定解体。自由可以是社会其中的一项核心价值，但不可能凌驾一切。否则它就不再是价值，而是意识形态和专制思想（absolutist thinking），认定世界非黑即白，只有自由和自由的敌人。

林沛理